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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管理论文范文

上市公司管理论文

上市公司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会计准则的选择空间比较大,这是产生盈余管理的最主要条件。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国情,产生盈余管理的现象不仅仅是会计准则这一因素,还有政府监督和审计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在我国的上市企业中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我国的证券市场建立的比较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国企效益日渐下滑的情况下建立的,也正是在这时,很多国企进行了改制,建立了股份制企业,有很多的上市公司都是由原来的国企合并而成,在这种大背景下,上市公司很容易产生盈余管理的现象。我国的证券市场虽然发展的极为迅速,但是仍然很弱小,由于起步较西方国家晚,发展时间就很短,很多与证券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还不够完善,这些是盈余管理问题在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必然因素。

二、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存在的问题

1.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缺陷为盈余管理提供了温床。虽然我国的会计准则在完善的过程中尽量遏制出现盈余管理,但是盈余管理现象依然屡禁不止,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无论会计准则怎样的完善,盈余管理的现象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由于我国独特的经济背景,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漏洞和缺陷,它的不完善性主要有两个方面:1.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不完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的种类、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也在呈现多样化的发展,同时,社会以及金融等多方面的外部环境也在逐渐复杂化,这就使得会计事项变得日益丰富,而且社会上企业种类又丰富繁多。2.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模糊性,众所周知,会计理论在现实诸多问题中根本无所用处,会计信息的取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人的主观判断,因此,只要存在着主观因素,就势必会存在盈余管理的问题,企业的管理层就利用两者之间的模糊性来选择对自身有益的会计政策来获取利益,从而进行盈余管理的操纵。

2.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我国的上市公司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我国的很多上市公司是从原有的国有企业转变而来的,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存在这国有股份独大的问题,这种现象就使得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形同虚设。2.企业内部股权的过于集中使得最大的股东完全支配了董事会,而且,很多国有控股的企业,由于国有控制权的不明确性,使得国有股权成了摆设,实际上这就造成了企业内部管理人成了企业的实际控制者。

3.监管制度的不完善。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也可以导致盈余管理问题的出现,首先,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失真,掌握上市公司财务真实性的重要环节就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会计师审计的意见就相当于上市企业的检验单。可是,由于国内审计市场的激烈竞争和需求不强导致了国内很多的会计事务专业性不强,从而使得会计师不恪守职业操守,在利润的操纵下会不管不顾,甚至出现协同作假的现象,这种行为客观上帮助了企业的盈余管理操纵。其次,相对于西方的上市公司来说,我国的上市公司外部环境比较恶劣,但是上市公司受到的监管却比较宽松。有很多的上市公司在受到多次的保留意见,却没有被处罚,而且很多公司在收到保留意见后就立即换掉了会计事务所,根本不出具任何理由。诸如此类问题,都要及时的解决,要从法律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规定,禁止上市公司打擦边球。

4.证监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够。我国的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处罚存在着很突出的问题:首先是监管模式比较消极,总是在上市公司出现问题之后进行监管,有的甚至需要媒体进行曝光才组建相关的调查人员进行追查。其次是处罚的时效性太差,有很多上市公司在出现问题后很多年才得到相应地处罚,这就会极大地削弱处罚力度,对公司的惩罚效果也不尽如人意,而且在处罚的过程中,证监会往往只是对公司进行处罚,而不对责任人进行处罚,并且处罚力度较低,相对于盈余管理所获得的收益是非常渺小的。

5.财务信息使用者对上市公司信息的识别能力不足。对于一些上市公司的小股东来说,他们对专业知识的了解和信息的获得都是缺乏的,所以,他们是盈余管理的主要受害群体。国内很多的证券分析师由于利益的趋势,不仅不会引动正确投资,反而利用自己的信息资源来误导投资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托”。

三、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的治理

针对上述出现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如下的治理意见,希望能对我国解决证券市场的弊端有一定的作用。

1.加强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建设。首先是要减少会计准则的漏洞,在制定会计准则的时候,应该尽量减少可供企业利用选择的空间,对于企业的费用和利润要有明确的规范,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盈余管理的可能,因为,企业的管理者正是利用相关法律和会计政策之间的模糊不清来进行盈余管理的。其次是要完善信息披露政策,完善信息披露能够提高信息的透明性和公开性,也能从根本上约束企业的管理者,就我国证券市场目前的现状来看,应该主要加强那些容易被操纵的报表项目。

2.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也能有效防止盈余管理的滥用,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首先是完善股东大会,在证券市场中大股东利用虚假的信息侵害小股东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严重地影响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所以,要及时地对股东大会进行制度完善。其次是构建合理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股权的高度集中会影响信息的真实,如果信息不真实势必产生盈余管理问题。因此,完善股权结构,弥补公司制度缺陷,对公司内部的各方利益进行制衡是必要的。

3.强化外部监督。新的的法律法规和证券政策虽然对盈余管理问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证券市场是复杂多变的,所以,要不断提高会计师对盈余管理问题的识别能力。首先,改革上市公司对会计事务所的聘用制度,运用第三方的力量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其次,对于上市公司的审计计划和工作要由经验丰富和专业知识扎实的会计师完成;最后,对那些营私舞弊的会计师要追究其经济后果和法律责任。

4.加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督和惩罚力度。加大惩罚力度可以采取以下三方面的措施:首先,完善《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证券法》,对审计造假的加大惩罚力度,其次,完善诉讼体制,对因信息失真而导致决策失误的,应当向注册会计师起诉;最后,证监会应该对上市公司变更会计事物所进行监管,对不合理的行为要提出处罚。

5.提高财务信息使用者对上市公司信息的识别能力。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花样繁多,而且具有极高的隐秘性,信息的使用不能只是简单地相信公司自己所的信息,更要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和能力,加强自己的风险意识,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对上市公司的信息进行挖掘,这样才能保证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

四、总结

上市公司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一)实证模型与研究变量根据研究内容需要,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1)式中,α为需要检验研究假设的待估系数,C为常数项,ε为残差项,其余相关变量具体解释为:被解释变量:盈余管理(DA)指利用Jones修正模型(Dechow,1995)估计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具体为:DA=TA/A-NDA=(NI-CFO)/A-NDA(2)(2)式中,TA为当年度的应计利润值,由当年度净利润(NI)与当年度经营活动现金净值(CFO)的差值求得,并由上年度资产总额(A)进行平滑调整,NDA为本年度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值,需通过下式计算求得:NDA=β1(△REV-△REC)/A+β2PPE/A+β3/A(3)(3)式中,△REV为本年度与上年度营业收入变动值,△REC为本年度与上年度应收账款变动值,PPE为本年度固定资产净值,而β为变量待估系数,为求得β具体数值,需要构建以下回归估计模型:TA/A=γ1(△REV-△REC)/A+γ2PPE/A+γ3/A+ε(4)通过(4)式求得的γ估计值即为(3)式中的β具体数值。解释变量:社会责任(CSR)参考肖作平与杨娇(2011)构建的社会责任指数衡量:CSR=a1政府贡献率(X1)+a2员工贡献率(X2)+a3股东贡献率(X3)+a4债权人贡献率(X4)+a5供应商贡献率(X5)+a6客户贡献率(X6)(5)在(5)式中,X1=(支付的各项税费-受到的税费返还)/经营现金流入值,X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营业收入,X3=应付股利/营业收入,X4=财务费用/营业收入,X5=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经营现金流出值,X6=营业成本/营业收入。而a为各利益相关者指标的权重,借鉴沈洪涛(2005)的研究结果,a1=0.0053,a2=0.0117,a3=0.4637,a4=0.2516,a5=0.1138,a6=0.1539。控制变量:总资产(Size)以创业板上市公司当年度总资产衡量,并对其取自然对数;盈余操纵(ROE)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当年度净资产收益率衡量的虚拟变量,若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或位于6%-7%之间,则ROE=1,否则ROE=0;资产负债率(Debt)以创业板上市公司当年度总负债与总资产比值衡量。

(二)数据选择创业板上市公司于2009年正式上市,同时考虑到变量指标需要利用上年度数据,因此本文样本年度选择为2010-2012年,并剔除样本期间缺失数据的样本,最终得到2010-2012年间创业板上市公司462个样本。

二、实证检验结果

(一)统计分析表1列出样本年度内创业板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状况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10-2012年间创业板上市公司平均社会责任程度为0.184,而且各年度履行社会责任状况较为平均,3年的CSR均值分别为0.179、0.189以及0.183,并未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但2012年较2011年却出现了降低。同时也发现,不同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差距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差距逐年扩大,这说明创业板不同的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投入不同,这与不同创业板上市公司经营业务、企业发展理念及企业实际经营能力存在差异是相关的。表2列出样本年度内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10-2012年间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基本状况与履行社会责任状况存在不同,盈余管理行为表现出较大的波动状况。总体来看,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表现出正向的盈余操弄状况,平均盈余管理程度为0.008,这与主板上市公司相比并不算高,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并不存在相对较高的盈余管理行为,但2010年与2012年盈余管理程度均为负值,仅2011年盈余管理行为为正值,这说明不同年度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存在较大的波动程度。另外,不同年度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最大最小值间差异较大,盈余管理程度最大值达到0.368,而最小值为0.210,这说明不同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差异较大,不仅盈余管理方向存在差异,而且操弄盈余管理的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表3列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DA均值为0.008,样本年度内创业板公司呈现正的盈余管理趋势,但不同的创业板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与方向均有较大差异。解释变量CSR均值为0.184,样本年度内创业板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较好,但同样不同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存在较大差异。而在控制变量中,变量ln(Size)均值为20.817,表明创业板公司资产规模均值约为10.983亿元,创业板公司规模相对主板公司要小;变量ROE均值为0.104,表明样本内约有一成左右的创业板公司的ROE为负值或在6%-7%之间,更多的创业板公司并没有主动操弄盈余管理的动向;变量Debt均值为0.194,表明创业板公司的负债总额约占资产总额的不到两成,创业板公司资产负债率并不高。

(二)相关性检验结果表4列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检验结果表明,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尤其是控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均较小,基本都在0.30以下,这就说明在本文实证模型中的变量间共线性问题较小,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认为后文实证结果是可信的。

(三)回归结果利用(1)式及样本数据,得到实证检验结果为(6)式,本文实证检验软件为EViews7.0。从(6)式的实证结果来看,首先整个回归结果的调整R2值为0.071,虽然该值并不高,但是在公司金融的研究中,通常调整R2值需要结合F统计量共同检验,并不能单纯地看调整R2值大小,而F统计量是可以通过常规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就说明整个实证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实证结果可信。具体到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CSR与被解释变量DA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且这种负相关关系是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这就意味着创业板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就越低,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会在短期的盈余管理行为与长期的履行社会责任行为之间,选择更加适合长期发展的履行社会责任行为,会更加重视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履行社会责任行为,而较低程度的进行盈余管理操弄。也可以认为,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履行社会责任好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具有更好的责任心,会为股东、为证券市场、为市场普通投资者负责,并不会高程度地操弄盈余管理。而在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中,控制变量ln(Size)与被解释变量DA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越大,盈余管理程度就越大。这说明资产规模越大,创业板上市公司更有可能操纵盈余管理;控制变量ROE与被解释变量DA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或处于6%-7%之间时,也就是说具有盈余管理迹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操弄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会增加;控制变量Debt与被解释变量DA间同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负债压力越大,操弄盈余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

(四)稳健性检验为证明研究结论并非是因特殊样本而得到的,本文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考虑到样本中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极端值进行剔除后进行回归检验;其次,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即盈余管理变量的测度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Jones原始模型计算被解释变量DA后进行回归检验;最后,考虑到影响被解释变量盈余管理的因素很多,即可加入的控制变量很多,本文继续加入如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大股东持股数量等控制变量后进行回归检验。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实证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研究结论并非是由特殊样本而得到的,即研究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三、研究结论

上市公司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因

经济利益支配人们的经济行为,信息相关者经济利益不一致是盈余管理产生的直接动因,通过分析盈余管理动因相关理论,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债务契约动因债务契约是指债权人(金融机构)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在向上市公司提供贷款时与其签订的保护性条款,如:限制发放过多现金股利、限制举债规模、规定流动比例、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的变动范围等。一旦上市公司出现违约行为,债权人就会采取相应惩罚措施,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惩罚,降低违约成本,就会通过采取会计方法或者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

(二)管理层报酬动因管理层报酬有显性的薪资报酬和隐形的的非货币报酬(如:声望、前途、职务消费机会等),管理层报酬和企业的经营业绩直接相关,而会计信息是用来直接反应企业经营业绩的指标,在利益报酬的驱动下,管理层就可能为了获取超额的薪资报酬或更多隐形非货币报酬进行盈余管理。

(三)税收动因节约税收相当于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在“现金流”日益重要的时代,企业为改善自身的财务状况,会采取相应的会计方法,降低应纳税额或者递延应纳税额,特别是在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法制度不一致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当局更有通过盈余管理节税的动机。

(四)资本市场动因在我国现行资本市场制度下,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门槛较高,且股票的发行价格不易确定,而企业经营业绩是获准发行股票、影响股价的重要因素,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会计信息是获取企业经营业绩的重要渠道,因此企业管理层为了取得发行股票筹资的资格,或者为了以更高的股价筹集更多的资金,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改变企业的财务报告,研究资料证明:许多公司在IPO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配股是大多数上市公司上市后的最佳融资渠道,但配股应具备一定资格,主要以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为标准,为了取得配股资格,上市公司可能通过盈余管理调整净资产收益率,实证研究显示:净资产收益率略高于10%的上市公司通过操纵应计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概率高。《公司法》规定,连续三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应暂停股票上市。当上市公司经营不善时,管理层会通过盈余管理调整财务报告,使其连续三年中任意一年不亏损即可维持上市资格。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资产重组、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达到盈余管理目的,维持公司上市资格。

(五)政治成本动因很多巨型企业、垄断企业为降低政府管制,减少社会压力,往往利用会计方法、程序选择降低企业收益;部分企业为了取得政府的扶持,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降低企业盈利;国有企业中盈余管理动因更为明显,一方面,管理者为了迎合国家的目标进行盈余管理,另一方面,管理者的前途与企业经营业绩相关联,管理者可能为了自己的前途名誉,进行盈余管理。

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因的分析

(一)从会计准则制定角度分析由于企业会计业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在不违反会计基本原则情况下,选择适合自身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我国企业会计准则逐步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但仍存在不合理因素;会计准则与会计实务有一定距离,对会计准则的修订是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些方面都为企业盈余管理留有一定的空间。

(二)从上市公司自身治理结构角度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损害小股东利益;独立董事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公司缺少有效激励机制。这些都会导致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发生。

(三)从证券监管角度分析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关于IPO、配股、退市的相关规定刚性较强,这是导致盈余管理的主要原因;我国证券市场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盈余管理行为不能很好加以防范。

(四)从外部审计角度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是通过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由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的财务报告发表相应的审计意见,但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独立性受到严重影响,很难保证审计意见的客观、公正。

三、防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治理对策

(一)完善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规范了会计核算的标准和依据,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客观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准则在运用的过程中存在可选择的空间。为了压缩盈余管理空间,笔者认为,应从根本上完善会计准则,涉及管理者主观选择的会计政策,应做到更加具体细化,减少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减少管理层的会计估计和主观判断;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但随着新准则的实施,上市公司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盈余管理方法。再者,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业务,为能使这些新业务在会计处理时有法可依,防止企业利用新业务进行盈余管理,我们应及时对会计准则进行修订。

(二)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结构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治理结构薄弱的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大。完善内部监控机制,建立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一定程度上能避免人为操纵会计利润,提高会计信息的有效运行。1.加强公司内部监控机制,完善相关制度。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控模式一般是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共同监管,明确各方的权力责任,完善股东大会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规范独立董事选聘机制,明确独立董事权力和义务,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对公司高管有一定制衡作用,能够减少公司内部人控制的现象。2.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完善管理者业绩评价体系。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报酬主要是与会计利润挂钩,会计指标不能客观真实反映管理者的经营情况,上市公司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如:股票期权),使管理者报酬和股价挂钩,使管理者的目标和股东的目标相一致,最大程度的限制盈余管理行为。我国上市公司对管理的业绩评价主要是以会计指标为基础,而会计指标的人为操作性较大,指标比较单一,不能客观反映管理者的经营业绩,我们应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指标体系来评价管理的经营业绩。3.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是导致盈余管理的直接原因,机构投资者的引入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机构投资者一般能长期持有公司股票,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稳定发展。

(三)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我国资本市场上,证券监管机构对公司上市、配股资格、终止上市等规定,都是以会计盈余为依据,其衡量标准过于单一,这也是诱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原因。要弱化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需要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建立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如:除考虑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还要综合考虑经营活动现金流、主营业务利润占总利润比率等其他辅助性指标。

(四)提高外部审计效率有效的外部审计一定程度上能制约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但由于我国审计制度发展不够成熟,注册会计师风险意识较差,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外部审计效率较低。提高外部审计效率可以采取的措施有:1.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改变上市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制度,由独立的第三方接管上市公司审计服务的“发包”权力,使注册会计师独立于上市公司,保持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客观、公正的评价被审单位的会计信息。2.提高注册会计师执业能力。注册会计师应不断学习专业知识,熟悉上市公司发生的各种经济业务,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方法手段,提高自身执业能力,才能更好的开展审计工作;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要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3.加大对注册会计师的惩罚力度。对于注册会计师因审计舞弊或重大过失未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给投资者或债权人带来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加大惩罚力度,减少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舞弊行为,提高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

作者:李刚单位: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第二篇

一、异常事项

(一)主营业务巨亏,净利润扭亏为盈2013年度,煤气化公司主营业务表现不力,出现了巨额亏损,公司财务报表披露合并营业利润为-863,129,980.35元,母公司营业利润为-748,232,227.39元。而净利润却扭亏为盈,合并净利润为4,093,561.99元,母公司净利润为143,337,143.37元。其中,使净利润扭亏为盈的主要因素是巨额的营业外收入,该科目合并数为934,636,617.07元,母公司数额为933,040,556.76元。

(二)董事会换届,众多原高管离职煤气化于2012年度开展了领导班子的换届选举,多数原高管人员离职,新任命高管于2013年正式任职。在换届前的2012年度财务报告中,煤气化披露了-311,565,694.60元的合并净利润。究其原因,主要是该年公司一方面大幅增提存货跌价准备,另一方面管理费用激增。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公司年度报告中解释为:“受市场波动影响,存货价格下跌”,此类判断主观性较强,有较大的利润操纵空间。公司对管理费用激增的解释为“:政府关停单位关停期间费用增加”,但是公司对管理费用激增的说明不够详细,缺乏说服力,尤其是管理费用明细科目中有一个“管理费用———其他”,该科目较上年数额增加较多,却没有对其详细解释。恰逢领导班子换届的紧要关头,煤气化的2012年报表有“洗大澡”嫌疑。

(三)年末出售巨额资产2013年12月27日,煤气化公布“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将太原关停工厂区资产整体转让给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公告”。该公告批准煤气化与集团公司在太原签署的《关停工厂区资产转让协议》,允许公司将关停工厂区资产、债权债务、劳动力一并转让给集团公司。公告所指停工厂区资产是自2012年4月起,实施了政策性关停的煤气化工厂区生产单位诸如焦化厂、第二焦化厂、煤矸石热电厂等。2013年12月30日,双方组织人员对关停工厂区的资产进行了交接。

二、盈余管理分析

(一)利用资产处置进行盈余管理煤气化在2013年报表中对巨额营业外收入做了如下解释:“因转让关停厂区净资产及集团公司承担关停厂区关停期间维护费使公司本年营业外收入增加931,116,761.16元”,并在报表附注十“(三)其他需要披露的重要事项”中详细解释“根据山西省国资委及太原市人民政府的要求,本公司在2012年和2013年两年中相继关停了焦化厂、第二焦化厂、电厂、选煤厂等单位。……因转让关停厂区净资产及集团公司承担关停厂区关停期间费用使本公司2013年营业外收入增加931,116,761.16元”。通过阅读公司近期财务报告及公司公告了解到,公司关停的焦化厂、选煤厂等近几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处置该部分不良资产可以解除公司负担,改善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同时,煤气化处置停工资产的交易属于关联方交易,而关联方交易往往很难完全公开透明,为利润操控留下了空间。在2013年末处置该部分资产可以迅速改善报表利润,扭转主业不力造成的巨亏局面的情况下,煤气化有强烈的利润操纵动机,利用资产处置进行盈余管理。

(二)利用地方政府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煤气化在2013年报表附注二“(二十)煤矿维简费、煤炭生产安全费用、煤矿转产发展资金及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中披露“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全省煤炭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措施的通知》,公司从2013年8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暂停提取煤炭企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根据山西省地方政策,煤气化所属煤炭生产行业需要提取煤炭企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该类储备金属于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规定的“高危行业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据准则规定,安全生产费应当计入相关产品的成本或当期损益。即提取的安全生产费最终进入了公司的利润表。

从本文前述公司概况中可得知,煤气化的最终实际控制人是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具有政府背景。由于上市公司可以带来一些政绩上的好处,如促进地方就业率,保障地方财政收入等,地方政府往往有动机给予一些财政补贴或政策优惠来支持上市公司,避免上市公司被ST,甚至摘牌。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煤气化暂停提取安全生产费可以减少计入成本或当期损益的费用,从而对公司利润产生影响,从某种程度增加了公司利润,削弱了煤气化被ST的风险。

无论煤气化利用资产处置还是利用地方政府政策进行盈余管理,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公司利润,粉饰财务报表。追究其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公司领导层刚经历换届,在释放了前任领导层经营不力导致公司财务亏空较大的情况下,新任领导层需要利好消息,赢取广大投资者的信任;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处置长期亏损的不良资产可以优化上市公司资源配置,有利于公司注入质量优良、具有较好市场发展空间的资产,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切实提升上市公司价值,最终实现上市公司转型跨越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作者:马潇萧王刚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第三篇

1.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利弊

在适度的范围内,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控制可以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并且推动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最重要的是,盈余管理有效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的盈余信息如果不加以管理,一定程度上会误导投资者,使得信息资源配置不合理,因此适度的盈余管理便可以解决此问题,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公司面临突发事件或者其他暂时性的问题时,适度的盈余管理可以使得公司的股价维持稳定,促进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使得企业价值实现得以最大化。

然而过度的盈余管理会导致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严重损害信息使用者的利益;会影响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使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另外,一旦盈余管理过度,将变成利润操纵,损害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导致不正常的竞争,损害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过度盈余管理,一旦被投资者和债权人发现,将破坏投资者对收益质量的感觉,导致他们对公司的不信任,不仅使公司的经营目标难以实现,而且会影响公司的声誉,对公司今后发展极为不利。

2.治理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

1)建立道德评价标准,塑造良好的职业道德。根据现行的会计准则,相关的经济事实准确转换为会计信息需要人为主观的估计和判断,这就要求会计人员要有丰富的会计知识和实践经验。上市公司管理层的道德水平以及其道德评价标准直接影响着盈余管理过程中的行为。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进行合理评价,将其至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对管理人员进行教育,使其明白盈余管理的利弊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从思想上规范其行为。

2)加强信息披露。如果信息不对称,市场将无法将企业的真实状况传递给上市公司的投资者,那么如此,投资者将无法判断各个上市公司的差别,为了避免信息的不对称,保证股东和投资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合法知情权,有必要加强信息披露,使得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及时全面了解公司盈余管理的状况。重点对易于被人为操纵的营业外收入等报表进行披露。

3)完善会计制度。会计人员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直接操作者和直接责任人,审计报告是会计信息的试金石,必须保证其质量,加强注册会计师审计是揭露盈余管理行为的一个主要途径。会计准则的指定为有限理性的经纪人,在原则和方法上避免不了有其主观判断和不完善的地方,因此,必须对相应的会计制度准则进行完善。

4)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一个治理结构松散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进行盈余管理,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地遏制公司管理者盈余管理的动机,避免盈余管理过度。同时公司治理机构对盈余管理行为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另外,为了避免纯粹地以会计利润为基础的管理报酬契约带来的不足,有必要引入公司管理层薪酬水平的外部竞争机制,使得对公司管理人员的业绩评价得到有效地激励。

上市公司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

(一)会计手段

1.利用准备金项目进行盈余管理资产减值准备有较大的盈余管理空间,根据自身需求高估或低估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和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难以确定,使上市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具有主观性,会计人员可以在追溯调整的年度或者其后的年度多计提减值准备,从而相应减少当期利润,而在以后年度处置该项资产时,可以冲回所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以增加相应年度利润。

2.利用营运资金项目进行盈余管理为避免摘牌停止上市,许多上市公司通过其他应收应付款进行盈余管理。在正常情况下,其他应收应付款的期末余额不应过大,然而有些公司这两个科目的余额巨大,往往和应收应付款不相上下,显然这种现象和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密切相关。

3.利用“线下项目”进行盈余管理利润表中的“线下项目”具体指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及补贴收入等项目。许多上市公司管理者正是成功地利用了涉及“线下项目”的交易以达到监管部门对指标收益的要求。为达到配股资格,处于配股边缘的上市公司会利用这些非经营性项目增加收益。同时,前一年度发生亏损的公司往往通过涉及这些项目的交易在当年度扭亏为盈,而当年亏损的公司则利用交易的方式进一步降低报告期利润。

4.利用资本利息化调节利润利用利息资本化更隐蔽的做法是利用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难以界定的事实,通过人为划定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将用于非资本性支出的利息资本化。

5.利用多种形式的“利润存储器”部分企业会作出不切实际的估计,对如退货、贷款损失、保修费用等或有事项进行盈余管理,在业绩良好时多计提准备,以调节利润。

(二)非会计手段

1.关联交易由于关联方之间存在控制关系,往往不以公平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有虚构经济业务,人为抬高上市公司业务能力和效益;采用大大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进行购销活动;以低息或高息发生资金往来,调节财务费用;以收取或支付管理费,或分摊共同费用调节利润等。

2.会计处理的时间差部分上市公司为在年度结束时能给股东丰厚的报酬,往往借助跨年度调节利润。传统做法是:在本年12月份虚开发票,次年再以不合格为由冲回;或者先与第三方签订“买断”收益权的协议,然后通过租赁方式向第三方支付定额利润。

3.利用生产经营活动部分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为提高报告盈余,往往通过日常经营活动进行调节,如推迟固定资产的购入时间,以减少折旧费用;对存货水平的估计、存货发出和采购时间进行人为操作;调整收款政策等。

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防范对策

1.规范公司治理公司结构,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制和激励机制要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首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对国有股减持,改变股权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其次要健全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制衡作用;再次要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使管理者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挂钩,是股东目标成为管理目标,消除管理者的利益障碍。

2.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缩小盈余管理空间一方面,准则制定部门应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减少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准则和方法,如会计准则可对不同行业的同一业务作出统一规定,对不同行业或不同规模的企业所持有的业务作出分类规定,使某一企业只适用于其中一类;另一方面,对那些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的项目要增加强制披露的要求。

3.健全关联交易法律制度由于关联交易监管的相关法律存在缺陷,缺乏相应的制裁措施对控股股东加以约束,使关联交易成为许多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因此应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制定相应的股东诉讼制度和控股股东赔偿制度,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4.加强上市公司审计监督一方面,要提高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和执业水平,加强对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的审计,对上市公司那些异常波动的营运资金项目和利润表中异常应计收益项目,注册会计师要予以特别关注;审计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评价被审计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是否合理,披露是否充分。四、结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已经出现大量的的盈余管理行为。尤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盈余管理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不容忽视的、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为此立足我国国情,深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贾少山单位:东营石大胜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第二篇

一、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

(一)利用关联方交易关联方交易与会计盈余管理本不存在必然联系,如果关联方交易以公允价格定价,则不会对交易的双方产生异常影响。但事实上许多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交易采取了协议定价的原则,定价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上市公司的需要,使得利润在母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转移。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其实质是通过合法不合理的方式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将关联交易产生的利润向上市公司转移,而亏损则转出上市公司。这样,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会计盈余管理便成为上市公司乐此不疲的“游戏”。

(二)改变确认时间和确认金额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原则赋予了会计人员在一定程度上主观界定应收、应付、待摊项目确认时间和金额的权利。在应计制下,预计一些损失或多摊销一些费用往往被认为是谨慎原则的结果,并不会引起外部信息使用者的注意。有的公司利用待摊项目达到隐瞒费用、虚增利润的目的;有的上市公司年末超负荷接受订单,尽可能多发货物,向顾客提供特殊信用条件以尽可能提前实现销售收入;有的上市公司借助与第三方签订“卖断”收益权的协议,提前确认收入;另外有些广告费较大的上市公司,采用上年度预付或下年度后付的方式来操纵盈余等等。

(三)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发生的与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性质、金额或发生频率,影响了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正常盈利能力的各项收入、支出。在界定ST上市公司是否退市时,仅着眼于其是否盈利,而不考虑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利用非经常性损益,可以改善企业的财务形象,延缓亏损年度的来临,因此,作为企业利润总额的组成部分,非经常性损益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质,往往成为企业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

(四)利用资产重组资产重组是企业为优化资产结构、完成产业调整、实现战略转移等目的而实施的资产置换或股权转让等行为。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可以分为:股份转让,即上市公司将其持有的其他公司股权予以高价转让;资产置换,即上市公司将不良资产与其他公司的优质资产置换,同时确认资产增值收益;对外收购兼并,即兼并收购非上市企业盈利较高的下属企业,完成产业调整、实现战略转移,扩大公司实力;对外转让资产,即通过对外转让资产,特别是由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或同属母公司的其他子公司等关联企业高价购买上市公司的劣质资产,可以优化资产结构,降低公司的负担,增强公司实力。

(五)利用减值准备有些企业利用会计准则中计提减值准备的规定,在计提减值准备时,无视企业资产的实际情况,根据企业的盈亏状况以及其目的进行计提,从而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比如,当公司无法掩饰亏损的事实,不得不报出亏损时,企业管理当局就会采取所谓的“洗大澡”操纵盈余,大量计提减值准备,甚至可能提前确认将来可能发生的费用和损失,做大亏损,为来年扭亏做准备。其次,当公司主要经理人员发生更迭时,后任经理也会采取类似的方法,做大亏损或压低盈利,以便将责任归咎于前任经理,为将来扭亏或增加盈余创造条件。

二、防范和治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

(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的治理结构实际是对相关权利、责任和收益的安排。盈余管理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企业管理当局利用职权,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这实质上与公司的治理结构有关。1、完善公司产权制度。要加强监控者参与监控的动机和能力,必须完善公司产权制度。继续进行国有股减持,加大上市公司流通股的比例。这样融入企业所有者范围内的投资者将更多的关注企业经营业绩,能够有效监督企业的“内部”股东,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和约束,从而改善会计信息的真实程度。2、健全独立董事制度。设立独立董事的目的在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发挥独立董事客观判断的作用,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我国独立董事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主要是政府强制性变迁的结果,并非内生于上市公司自身发展的需要,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人情董事”、“花瓶董事”的现象普遍存在。为了解决独立董事的功能定位和行权机制问题、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可以建立独立董事的资格认证制度,使独立董事职业化。由政府证券监管部门建立独立董事资格考评制度,规范独立董事制度的设立和运作,建立实质性的可操作机制,防止独立董事制度流于形式。另外,应同时建立独立董事任职档案管理制度,对各个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违规行为进行实时记录,对严重违规者,终身禁入。3、完善评价和激励机制。上市公司应对业绩评价方法和指标予以改革,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考核评价体系,以便对上市公司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审查和评估。同时,上市公司现行的薪酬制度也需要改革,可推行股票期权长期激励政策,期权将管理者的报酬和未来的股价挂钩,有一段时滞效应,可以使股东与管理者的目标最大程度地一致,而且还可以留住人才,减少现金支付负担,更能体现人力资本的产权价值。4、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股权结构的优化,有赖于机构投资者的壮大。机构投资者是指以法人形式进行证券投资的机构,如养老基金、保险基金、信托投资公司等。积极发展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并保持其独立性,不仅有利于上市公司的稳健运作和股权结构的改变,而且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因为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长期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对公司进行战略性投资,必将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加强外部监督1、改革监管制度,加强监管力度。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诱发盈余管理的直接动机是应对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我国证券监管政策对公司上市、取得配股资格、终止上市的条件过于简单,而且都以会计盈余为基础的单一财务指标作为衡量标准。通过清除诱发公司盈余管理的政策因素,继续推进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修改和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弱化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2、加强信息披露的监管。加强信息披露的监管,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可以有效地控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可建立专门的信息披露电子化系统,对上市公司持续盈余指标、经营性现金流量指标、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处于严重的非正常状态、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生产经营数据等,建立一个多参数控制体系,以综合衡量和测定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务,缩短信息披露时间,实现对上市公司的动态监管。

(三)完善资本市场制度1、加快股票发行制度的市场化进程。监管机构应继续推进上市政策的市场化改革,将准市场化的核准制逐步转为完全市场化的注册制,即发行股票之前,按法规向主管机构申请注册,同时,按公开原则充分披露财务信息等有关资料,使投资者在投资前能够据此判断该股票有无投资价值。注册制是股票发行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从源头上制止盈余管理行为的基础。2、进一步完善配股政策。建议针对股票市场中的盈余管理,完善上市公司的业绩评价体系,取消目前呆板的评价指标,变单指标为多指标体系。增加公司持续盈余指标、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占利润总额的比例等指标,综合考察上市公司的效益或亏损情况,避免由于制度硬性规定而诱发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3、改进退市制度。虽然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针对退市制度已有相应的政策改进,如通过深沪证券交易所各自制定的《股票上市规则》,推出“特别处理”规定,对连续亏损不到三年但已出现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加强了监管等,但仍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应改变以“连续三年亏损”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结合其他一些因素综合加以判断,如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已处于严重的非正常状态,或资不抵债,或有屡教不改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或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拒绝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等,建立一个多参数控制体系,综合衡量和测定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以减少公司管理当局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外在诱因。

(四)不断完善会计准则本质上讲会计准则是从技术角度对会计实务的处理提出要求,解决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并非完全为防范过度盈余管理而设置,会计准则本身的修改不能完全消除企业盈余管理,但是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可以压缩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空间,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企业利用会计政策操纵利润的可能。针对上市公司广泛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完善我国会计准则的指导思想是压缩会计准则留下的自由空间,最大程度地减少公司管理层的会计估计和职业判断;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减少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以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要着重研究被利用进行盈余管理的项目及其案例,总结出其一般规律,并借鉴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成果,对已颁布的会计准则不断进行修订。此外,会计准则的完善和修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应对未来会计环境变化具有较科学的、适当超前的分析和预测,对于即将出现的新的经济业务,应纳入预先考虑之中。另外,还应健全会计准则的解释机制,以确保会计准则得到正确有效的执行。

(五)加强公允价值计量的监控由于公允价值的使用一方面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另一方面管理层在确认、计量公允价值的过程中发挥更多的专业判断,所以上市公司在执行过程中,容易在涉及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账项上进行盈余管理。对于公允价值计价基础的广泛运用,要加强对企业采用公允价值的检查;尽快在资产评估市场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资产评估法律体系、完善的资产评估管理体制及健全的执业准则体系。具体做法有:一是检查企业是否严格遵守了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限制条件,是否按要求披露有关公允价值的信息,尤其是公允价值的估值技术等;二是要求企业建立、健全同公允价值相关的决策体系,不能使管理层的专业判断权无限放大;三是与评估机构联合,加强对企业使用公允价值过程的控制和监督,加强对评估机构和被评估机构之间关系的审查;四是推动公开透明的相关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

(六)塑造良好职业道德盈余管理行为与公司管理当局的道德水平及道德评价标准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盈余管理使财务报告中掺杂了许多人为操纵的因素,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很难从财务报告本身来准确地评价会计信息的质量,因而其利益会受到侵害。因此要建立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评价与导向机制,一是社会评价机制。对会计人员进行社会评价,增强其荣辱感,形成外在的他律机制。社会舆论具有特殊的内在的威慑性,其源于全社会的某种价值取向,可以起到抑恶扬善、弘扬正气的作用,并最终促成会计人员从他律走向自律。二是社会利益导向机制。职业道德强调精神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物质鼓励与鞭策。在社会分配格局中提高会计人员的经济报酬,对道德评价结果奖罚分明,以示范道德榜样,鼓励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同时,加强对会计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教育,提高其素质,使其充分认识到盈余管理对企业长远发展的危害,从思想上减少盈余操纵的驱动意识。

综述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日益完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对我国资产市场的发展和投资者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外部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资本市场制度、制定更加完善的企业会计准则、塑造良好的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共同努力,建立良好的经济环境,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

作者:邱社军单位:陕西省商业学校

第三篇

一、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上市公司就开始进行盈余管理活动,伪装其财务会计报告,虽然盈余管理可以有利于筹集资金,有利于获得上市资格,但盈余管理违背了公司上市的目的,违反了会计信息必须真实客观的要求,这将会扰乱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降低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同时给上市公司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

1.盈余管理影响了会计信息真实性,可能误导投资者会计的作用是为决策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为决策者做出正确合理的决策服务,可见,真实性对会计至关重要。在盈余管理中,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篡改了真实的会计信息,这将对投资这产生重大影响,增加投资者投资的风险。

2.盈余管理扰乱资本正常市场秩序,阻碍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资本市场中,投资者是为了获取利润,如果投资者发现上市公司公布的会计信息是虚假的,这将使投资者丧失对资本市场的信任,从而不再向资本市场投资,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生存将面临很大问题。

3.从长期来看,盈余管理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盈余管理只是一种会计上的技术手段,其本身不会使公司的盈利增加。而一旦投资者发现上市公司公布的会计信息是虚假的会使投资者不再信息上市公司,公司的市场信誉度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公司的融资渠道将出现巨大问题,甚至可能面临破产、重组。

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治理对策

盈余管理本质是一种会计上的投机行为,它的产生与市场环境、公司内部管理、会计职业要求密切相关,对公司自身和资本市场的危害远大于带给公司的暂时利益。要防范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提升上市公司管理层素质,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防范盈余管理的措施有很多,最重要的治理措施应该是从思想源头抓起,通过组织培训、学习,提高上市公司管理层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意识到盈余管理无论是对于资本市场还是对于公司本身都是有害的,从而从思想源头上断绝盈余管理的念头。因此应不断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得他们不再盲目听从管理者的要求被动进行盈余管理。

2.改进证券市场监管的相关制度,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管体系从矛盾论的角度分析,上市公司和证券监管部门就相当于矛盾双方,证券监管部门事前制定的监管规则,诱发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而出现上市公司的这种盈余管理行为又使得证券监管部门将出台新的监管规则,两者此消彼长,互相促进。因此改进现有市场监管制度有利于削弱盈余管理。

3.规范会计信息披露,加大对其监管力度在不断完善会计准则体系的同时,应当增加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包括他们披露更多的作出会计报表的理由,以及这样的报表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同时要提高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能力和职业道德,使得会计师能够更好的完成审计工作,同时,也能够主动避免盈余管理行为。加大对从事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力度,增加他们进行盈余管理的成本,从而达到减少盈余管理行为的效果。

上市公司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经典的理论认为,对管理层实行股权激励能有效地将管理层与股东的长期利益统一起来,促使管理层为追求企业长期价值的增值而进行积极的技术创新投资。在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学者们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资及产出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大致形成了两种结论:一是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及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二是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没有显著正向关系或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然而研发效率既不同于研发投入,也不等于研发产出,其实质是在一定的研发投入水平下,实际研发产出与帕累托最优研发产出的比例关系。因此,前述关于管理层激励对研发投入或研发产出影响的研究还无法使我们清晰地勾勒管理层激励与研发效率的关系。借鉴X效率理论的观点[23],本文认为企业研发效率的提高有赖于研发活动的主要推动者即管理层的努力程度。管理层在研发决策及其执行过程中越努力,在同等研发投入水平下的研发产出就会越高。结合股权激励研究领域中的利益趋同假说和堑壕效应假说,本文认为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很可能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当股东授予管理层少量股权时,管理层便拥有了与企业长期绩效相关的股权收益,为了实现这部分未来收益,管理层有积极性进行企业创新活动,增加研发投资,但鉴于此时管理层股权收益占其总收益的比重较小,管理层仍然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提高企业短期经营绩效方面,以获得相应的货币报酬,相反,在研发活动上可能因时间和精力投入不足而导致研发效率低下,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管理层股权收益占比相应上升,与企业长期绩效密切相关的研发活动成为管理层工作的重中之重,管理层将有动力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努力改进研发效率,直至达到研发效率的最优水平;在第二阶段,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超过与企业最优研发效率相对应的临界点时,管理层将拥有足够能力抗衡来自外部股东及资本市场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面临两种抉择:一是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并努力增加研发产出,以获取可观的研发收益;二是在进行研发投入的同时,将低效率的研发归结于研发的不确定性,并利用自身对企业的控制权及信息优势,以研发资源满足自身利益需求。而根据经济理性假设,本文认为,相对于不确定性较大的研发收益而言,管理层更愿意选择后者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在此阶段提高股权激励水平可能无法产生对管理层的激励作用,甚至有碍于研发效率的改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呈倒U型关系,即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存在与最优研发效率相对应的某一临界点,在此临界点之前,随着股权激励水平的提高,企业研发效率呈上升趋势,但在此临界点之后,企业研发效率伴随着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根据理论的观点,恰当的激励契约安排能有效缓解管理层自利行为所引致的问题,但不少研究也同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管理层激励方式都能获得预期的激励效果[25]。相对于与企业长期绩效挂钩的股权激励而言,薪酬激励一般属于短期激励机制的范畴。在薪酬激励前提下,企业短期绩效是决定管理层收益函数的重要因素;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管理层在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然关心企业的短期绩效,并为之付出极大的努力。此外,在实务上,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要求企业研究阶段的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则必须同时满足五个条件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否则也应计入当期损益[26]。所以,企业当期发生的研发支出,很可能因费用化的会计处理而降低企业的当期收益,并对管理层的预期货币薪酬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综上所述,管理层出于自利目的,很可能会在压缩研发投资支出的同时减少在已有研发项目上的努力程度,以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提高企业的短期经营绩效,结果导致企业研发投资不足及研发效率损失,为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假设2: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具有负面效应,即货币薪酬水平越高,企业研发效率越低。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模型随着效率评价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发展,以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为代表的“效率前沿方法”应运而生,并已成为目前效率评价的主流方法。与随机前沿分析相比,数据包络分析无需设定生产函数形式,从而避免了因函数设定错误而导致对效率的测量误差,备受国内外学者的青睐。然而在分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时,由于数据包络分析只能采用两阶段法,其测量结果的无偏性遭到了学术界的质疑[29]。相比之下,由Battese和Coelli提出的“一步法”随机前沿模型不仅可以同时考虑多个环境因素对效率的影响,而且克服了数据包络分析两阶段法的固有缺陷,故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借鉴Battese和Coelli[30]的方法构建以下随机前沿模型,以考察管理层股权激励与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2、研究变量早在1964年,OECD[34]在其的《为调查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所推荐的标准惯例》中即建议使用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来衡量研发投入,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35]。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一些学者认为,研发活动是一个长期的知识生产过程,与当期研发经费投入相比,研发资本存量能更好的反映研发经费投入的实际情况。但由于目前学术界对存量指标计量方法及折旧率并无统一标准,在借鉴Wang[37]、Cullmann等[38]、Thomas等[32]和吴延兵[10]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选择当期研发支出总额和当期研发人员总数分别作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R&D)和研发人员投入(Person)的衡量指标,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根据现有研究成果[32,39],专利(包括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和新产品(包括新产品产量、产值和销售收入)是两类运用最为广泛的研发产出指标。然而,中国上市公司并未披露相关的新产品信息,且未被授权的专利也是企业研发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本文采用专利申请数作为研发产出的主要衡量指标。进一步,考虑到研发活动的长期性,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之间普遍存在时滞效应[40],参考章仁俊和王俊峰的研究,本文拟以下一期专利申请数衡量企业研发产出水平(Patent),并根据模型需要对其取对数值。如前所述,股权激励(Mshare)和薪酬激励(Mpay)是当前管理层激励的两个重要方式。而鉴于管理层激励效应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且这种滞后效应在研发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何枫和陈荣[42]及姜涛和王怀明[25]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管理层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给予滞后一期处理。其中,股权激励采用上一期管理层持股比例表示;薪酬激励则以上一期管理层货币报酬总额表示,并转化为对数形式。最后,为准确估计管理层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本文以2007年为基期,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管理层货币报酬等财务指标进行了消除价格变动影响的处理。同时,在已有研究的启示下[9,43,44],将企业规模(Size)、股权集中度(Con)、研发技术基础(VPatent)和企业年龄(Age)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研究模型之中,以避免其对本文实证结果的干扰。其中,企业规模以企业年末职工总数表示;股权集中度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研发技术基础以当年法定有效专利拥有总量表示;企业年龄则以企业实际成立时长表示。3、研究数据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研发相关数据主要从2007年开始陆续披露,且大量研发活动集中在工业企业,本文首先选取2009-2012年的工业上市公司为初步研究样本,并按以下方法对初步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未披露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相关数据的公司样本;(2)剔除没有专利产出的公司样本;(3)剔除其他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4)剔除ST、PT公司样本。最后得到327家工业上市公司共1308个有效观测样本。样本数据采集方法说明如下:(1)研发支出总额。主要通过手工查阅上市公司年报所得,首先统计董事会报告中披露的研发支出总额,其通常以“研发费用”、“研发支出”、“研究开发支出”或“研究与开发费用”等项目列示;其次,对于没有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研发支出的公司,选用其报表附注说明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明细项目下披露的研发支出,如“研发费”、“技术开发费”或“科研费”等;再次,对于未在以上两处披露研发经费的公司,选用其报表附注说明中“管理费用”明细项目下披露的研发支出;(2)研发人员总数。根据上市公司年报“员工情况”中的“技术人员”或“研发及相关人员”予以认定;(3)公司年度专利申请总量和法定有效专利拥有总量。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与服务系统”中查询获得。其他数据均来自聚源数据库。

三、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从表1对样本公司各主要变量分年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研发专利产出的增长速度不够理想,2009-2012年各年平均专利产出保持在约58项的水平,其中,2010年平均专利产出达到样本期的最大值,随后在2011年锐减至49项,到2012年其产出水平才略有回升;另一方面,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和平均研发人员投入却呈逐年递增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9.69%和14.46%。综合以上研发产出和研发投入两方面的数据,可以初步推断,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并不乐观,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前文所指出的仅仅以研发投入或者研发产出来衡量企业研发水平或能力的片面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激励的表现又如何呢?由表1可知,样本公司各年的管理层持股比例基本维持在11.4%的平均水平,且存在略微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管理层的平均货币薪酬总额却连年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1.43%,这意味着薪酬激励仍是当前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的最主要方式,而股权激励在管理层激励当中扮演着次要角色。据此我们认为:在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研发产出的下降可能是由“重薪酬,轻股权”的激励机制所致。当然,这一观点还有待于以下模型估计结果的验证。2、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分析表2是本文构建的旨在检验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关系的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的γ值分别为0.826和0.655,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本文构建的随机前沿模型误差项存在明显的复合结构(vit-uit)。此外,两模型中的LR统计检验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从而确保了模型整体估计的有效性。因此,本文构建的随机前沿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和解释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与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根据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知,管理层股权激励一次项(Mshare)的估计系数为负,二次项(Mshare2)的估计系数为正,且二者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同时,根据股权激励一次项及二次项的系数可知,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达到32.72%的临界点时,企业研发效率达到最优水平,假设1由此得到验证。模型(2)的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薪酬激励(Mpay)的估计系数为0.241,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管理层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假设2亦得到验证。3、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进行检验(见表3)。一是替换控制变量,即以企业的年末资产总额替代年末职工总数作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以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替代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二是调整模型结构,即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替代原式(1)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避免因模型结构选择所带来的检验误差。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与先前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四、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尽管上述实证结果已证实管理层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确实存在重要的影响,但我们仍无法确定在不同环境下此类影响的具体表现。因此,有必要从更深层次考察管理层薪酬契约在企业研发实践中发挥激励效应的基本前提和制约因素。虽然目前鲜有学者直接研究对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关系的影响因素,但根据相关研究成果也可为本文提供一定的研究线索:(1)转型经济体的国有企业有承担扩大就业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多重任务[45],使得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才能和努力与经营绩效之间可能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李春涛等[9]即指出国有产权会降低管理层激励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吴延兵[10]亦发现当前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可能并不适于企业创新;(2)企业所处的行业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研发战略选择及其执行效率,相对非高技术行业内的企业而言,高技术行业企业对研发更为重视,在此类企业中相关薪酬契约可能对企业研发更具激励效应[46];(3)考虑到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差异,一些学者研究了市场化改革与企业研发的关系,且一般认为市场化改革可有效增进企业研发投入[47,48],提高资源配置效率[49]。基于以上文献分析,本文拟在研究模型中加入所有制性质(Own)、行业特征(Ind)及市场化程度(Mar)的分组虚拟变量及其与管理层激励的交互项,分别检验企业所有制性质、所在行业特征及区域市场化程度对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关系的作用机制。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1)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影响由模型(7)的估计结果可知,所有制性质与股权激励及其二次项的交互项(Mshare*Own和(Mshare)2*Own)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说明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的关系并未受到所有制性质的影响。另一方面,模型(8)的估计结果显示,所有制性质与薪酬激励的交互项(Ln(Mpay)*Own)的估计系数为0.114,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相比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强。我们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层主要由政府国资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的国有投资机构任命,其目标利益结构复杂,他们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还有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加之国有控股企业存在一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使得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对研发效率的负面效应既包括研发投资不足引起的效率低下,也包括过度研发投资造成的效率损失。(2)所在行业特征的影响模型(9)给出了行业特征对管理层持股在企业研发中激励效应的估计结果。具体而言,行业特征与股权激励及其二次项的交互项(Mshare*Ind和(Mshare)2*Ind)的估计系数分别为2.661和-3.545,且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在两类行业中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都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它们的临界点和曲线形状却有所不同:就临界点而言,在高技术行业,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达到27.66%时,企业研发效率最高;而在非高技术行业,临界点即管理层最佳持股比例为35.89%,比高技术行业的临界点高8.23%;从曲线形状来看,高技术行业的倒U型曲线更为平坦,非高技术行业的倒U型曲线则更为陡峭,这意味着,与非高技术行业企业相比,高技术行业企业的研发效率对股权激励水平变动的敏感性更低。对于上述实证结果,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相比于高技术行业企业,研发对非高技术行业企业而言并不是其创造核心价值的唯一手段,管理层对企业研发有较强的排斥心理,为增强管理层的研发战略意识,克服研发投入不足倾向,必须给予其更大的股权激励力度,才能使企业研发效率达到最优水平;与此相对,高技术行业企业对研发的依赖性较强,其管理层所表现出的研发意识及积极性更高,在一定范围内,不同股权激励力度下所表现出的企业研发效率差异相对较小。另外,从模型(10)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行业特征与薪酬激励的交互项(Ln(Mpay)*Ind)系数为0.11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高技术行业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对研发效率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大。究其根本,我们认为:高技术行业企业研发活动的技术含量较高,管理层承担风险较大,而薪酬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管理层的风险规避意识,从而不难理解,相对非高技术行业企业而言,同等薪酬激励力度对高技术行业企业研发效率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3)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根据模型(11)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市场化程度与股权激励及其二次项的交互项(Mshare*Mar和(Mshare)2*Mar)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的关系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模型(12)的估计结果却告诉我们市场化程度与薪酬激励的交互项(Ln(Mpay)*Mar)系数显著为正(0.168,p<0.05),说明高市场化程度下的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负面影响较低市场化程度更高。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市场竞争越为激烈,为创造核心价值并保持市场竞争优势,区域内企业需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及人力进行研发创新,然而限于研发的固有特性,其对企业的短期绩效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且这种影响会随着研发投入规模的提高而持续扩大,因此,与处于低市场化程度区域的企业相比,位于高市场化程度区域的企业管理层的货币薪酬会受到研发活动的更大挑战。

五、结论与启示

上市公司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企业管理层的主要目标是在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基础上增加股东财富。Carrol(l1979、199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四个方面内容:盈利的经济责任;遵纪守法的法律责任;行事正确、公正、公平的道德责任;为社会、文化及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慈善责任[10、11]。其中,第一个维度(盈利,即增加股东财富)构成了企业通过提高员工、顾客和社区生活质量在内的对社会负责的承诺基础(即为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于2007年对4586位企业经营者的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经营者普遍高度认同履行经济、法律、伦理、公益4个方面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自身的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理论(Friedman,1970)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增加股东价值的一种工具,任何提倡的社会活动只有在能增加财富时才会被接受(Mackey等,2007)[12、13]。欧洲委员会于2011年赋予企业社会责任以新的内涵,这个委员会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对其给社会产生的影响所承担的责任。对适用法规和社会参与者间的集体协议的尊重是履行责任的先决条件。为了充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应该具备将社会、环境、道德、人权和消费者关心的问题同经营活动相整合的流程,并具备和其利益相关者密切协作的核心战略,这个战略的目标是使企业的所有者/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和整个社会的共享价值的创造性最大化。”上述定义都认同股东财富创造是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活动的基础,因此,有大量研究都在探究企业财务业绩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且大多支持两者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Ruf等,2001;沈洪涛,2008)。然而,由于反映财务业绩的指标一般是通过会计报表数据计算得到的,而应计制记账基础下的会计数据存在操纵空间,因此,对财务业绩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正向关系的研究也并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改善就是源于企业真实业绩的提高。基于此,学术界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至今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两种对立的观点中,支持道德假说的学者们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该源于自身的慈善行为,源于对社会风险的管理,源于对综合目标的平衡,也源于对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贡献等(李伟阳和肖红军,2011)[16]。支持利益假说的学者们则认为,企业管理层追逐自身利益或组织的经济利己主义时,道德准则可能仅仅只是弄虚作假的烟雾弹(陈昕,2013)[17],企业可能通过慈善来掩盖或转移公众对企业其他不当行为的关注,从而降低企业的声誉损失。

如果将企业家或者企业看作道德主体,则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可能是源于企业家或者企业的纯粹道德良知。②企业社会责任道德理论指出,企业必须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道德约束(Phillips等,2003)[18],这要求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必须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和指导性的道德准则。同时,Linthicum等(2010)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视为一种建立和维持声誉的途径。如果一个企业看重它的声誉,那么保护这一声誉的意愿可以抑制企业及其管理层参与不被社会接受的活动。因此,管理层可能基于加强企业声誉的战略动机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通过限制盈余管理来降低对企业声誉的潜在损害(Kim等,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发现,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不佳的企业相比,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较好的企业有着可预测性更高、更加持续和平稳的收入。Hong和Andersen(2011)基于美国数据研究发现,对社会越负责的企业的应计质量越高,且从事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此外,根据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论,委托人(股东)与人(管理层)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委托理论进行扩展,则委托人可能是社会或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在这种情形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降低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和成本,缓解可能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上述理论均支持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假设,这一关系也与Kim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国内亦有学者对此问题展开研究。朱松(2011)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市场评价越高,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也越高。钟向东和樊行健(2011)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财务业绩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也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抑制盈余管理。邓学衷等(2011)亦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盈余管理对社会责任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综上所述,如果管理者秉承“公心”———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目标,出于建立和维护声誉、提高财务业绩的战略动机,或者出于道德约束的利他动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H1: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然而,有限理性理论(Simon,1955)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个体的理性被信息、时间或认知能力等约束条件所限制。盈余质量低的企业管理者可能通过“信息超载”(informationoverload)的方式(Agnew和Szykman,2005),借助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带来的声誉效应掩盖其所做的盈余操纵及其他不当行为,转移公众的视线(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因此,社会责任的履行很可能与管理者追逐自身利益有关联(McWilliams等,2006)。如果管理者出于投机动机履行社会责任,那么他们可能误导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价值和财务业绩的判断。

基于此,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研究。Fritzche(1991)研究发现,管理层追逐自身利益或组织的经济利己主义时,道德准则可能仅仅只是弄虚作假的烟雾弹,管理层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盖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不当行为。Petrovits(2006)研究发现,财务报告中利润略大于0的企业会更倾向于履行慈善活动(如资助慈善基金会),这表明企业为了达到特定阈值(如利润0点)、避免亏损,会有动机进行盈余操纵,同时战略性的运用企业慈善项目来加以掩饰。Prior等(2008)以26个国家的593家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企业是否会使用企业社会责任从战略上来隐瞒盈余管理。他们从SiRiproTM数据库中选择指标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量,使用业绩调整的修正Jones模型来衡量盈余管理,最终发现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Chih等(2008)从FTSE全球指数数据库中选取46个国家的1653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将样本划分为社会责任表现较好和较差的两个子样本,研究了在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子样本中的企业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他们发现,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在应计盈余管理中更为激进。在Kim等(2012)看来,企业可能将参与社会责任作为维持声誉的一种手段,通过履行和披露社会责任为企业营造出一种透明的形象,以获取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通行证”,从而“躲”在貌似透明的社会形象背后进行盈余管理。这一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与Prior等(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即企业基于机会主义,在从事盈余管理行为之后,会试图通过履行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来掩盖它们的盈余操控行为。高勇强等(2012)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可能会利用慈善捐赠来掩盖或转移外界对员工薪酬福利水平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的关注[6]。此外,通过在理论的框架下关注管理者的投机行为,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发现,基于对自身职业生涯或个人名声的考虑,管理层可能也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些投机取巧的动机和我们对“诚实守信的商人”的理解相反。综上所述,如果管理者更多的是出于“私利”考虑,基于掩盖或转移公众对企业不当行为关注的动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基于此,我们提出与假设1存在竞争性的假设2:H2:盈余质量较差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相关数据均来自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计开发的CSMAR数据库。对于初始数据,本文进行了如下的处理:(1)剔除归属于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样本期间被冠以ST、PT的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样本;(3)剔除在发行A股的同时发行有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样本;(4)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样本;(5)剔除总资产或所有者权益小于零的样本;(6)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根据上述标准进行筛选,最终得到9371个有效的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其中,观测样本的年度分布情况为:2005年1158个、2006年1147个、2007年1167个、2008年1289个、2009年1365个、2010年1448个、2011年1797个。此外,为了控制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涉及的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的选择和度量1.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借鉴沈洪涛等(2011)的做法,本文选用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5月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涉及的每股社会贡献值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具体计算公式为:每股社会贡献值=(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应付职工薪酬-上期应付职工薪酬+财务费用+捐赠)/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2.解释变量———盈余质量的度量。(1)修正Jones模型(Dechow等,1995)。现存最常用到的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就是通过Dechow等(1995)的横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具体来说,首先使用模型(1)分行业-年度回归。在模型(1)中,TACCj,t是j公司在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它是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计算得到的;T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期末总资产;ΔREVj,t是j公司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PPEj,t是j公司在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总额。此外,该模型在传统估计方程中加入常数项,有利于消除异方差和缓和模型缺乏规模变量而引起的计量偏误。由于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为了综合考虑企业对盈余的操纵情况,本文对DAj,t取绝对值后作为盈余质量的第一个变量DA1。由于DA1反映的是企业对盈余进行操纵的程度,所以取其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变量时,数值越小说明盈余质量越好。(2)修正Jones模型的改进(Kothari等,2005)。Dechow等(1995)的研究还发现,在Jones模型下,企业的极端绩效会对计算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为克服这种现象,同时增加盈余管理研究的可信度,Kothari等(2005)将公司的绩效代入Jones模型的估计过程中,提出两个改进的模型,其中之一为业绩调整的修正Jones模型: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ROAj,t-1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同时在销售额变动的基础上扣除应收账款的变动,得到模型(3)。其中,RO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总资产收益率。与文中计算DA1的方法一致,对模型(3)分行业-年度回归的残差取绝对值,得到盈余质量的第二个变量DA2。此外,Kothari等学者还提出另一个与业绩相关的修正Jones模型,以控制业绩与企业应计之间相关性。具体做法是,对于每个行业内的企业,按照总资产收益率排序并分组,然后为每一家企业选取总资产收益率最为接近的企业作为配对样本,采用模型(1)、(2)计算每家企业的DA1,将企业与配对样本的DA1相减(配对公司值为减数)作为该企业盈余质量的第三个变量DA3。综上所述,本文采用Dechow等(1995)的分行业年度的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以及Kothari等(2005)的业绩调整和业绩配对的修正Jones模型分别计算可操控应计利润,考虑到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对计算得出的可操控应计利润均取其绝对值。作为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衡量指标的DA1、DA2、DA3,均为指标数值越小表明企业的盈余质量越好。(3)盈余质量的另一种衡量指标是应计质量。根据调整的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计算盈余质量指标(DD),这一指标广泛应用于财务报告质量的研究文献之中(Francis等,2005;Rajgopal和Venkat-achalam,2011)。为计算该变量,首先分行业-年度回归如下模型:在模型(4)中,ΔWCj,t为j公司第t年营运资金的变动,具体地说,为应收账款、存货和其他资产的变动之和,减去应付账款和应交所得税的变动;CFOj,t为j公司第t年经营性现金流量;ΔREVj,t为营业收入的变动;PPEj,t为j公司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价值;TAj,t-1为j公司第t-1年末总资产。在对模型(4)分行业-年度回归后,得到各企业各年度的回归残差,根据第t年和之前4年的回归残差计算标准差,即得到企业第t年的应计质量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小则表示企业的应计盈余质量越好。3.控制变量。本文在回归模型中使用了一些控制变量,以避免可能影响盈余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遗漏变量问题。之前的文献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大规模的上市公司更有动机去强调它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另外,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正相关,具有高度道德承诺的企业的市场价值更高,企业价值高的企业会承诺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以保持它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价值(TobinQ),并预测企业价值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正向影响。为了控制与杠杆作用相关的盈余管理动机以及杠杆作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潜在影响,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Leverage)。我们加入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以控制企业增长机会的影响。此外,由于Petron(i1992)研究发现企业在自身财务业绩不佳时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规避损失,因此参照Choi和Pae(2011)的做法,在本文的主回归模型中分别引入反映企业亏损情况的虚拟变量(LossD)和反映企业现金流情况的虚拟变量(NegcfoD)。最后,我们还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及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以分别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变量的定义和度量见表1。

(三)实证模型参考Choi和Pae(2011)的模型,本文估计了如下回归模型来检验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在模型(5)中,CSRj,t为j公司第t年的社会责任表现;QAj,t为j公司第t年的盈余质量,分别由DA1、DA2、DA3和DD来度量。H1意味着β1<0,即盈余操纵程度较小、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表明企业倾向于更多的从事社会责任活动以回报社会。H2意味着β1>0,即盈余操纵程度较大、盈余质量较差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更可能是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掩饰其对盈余所做的操控。同时,考虑到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是典型的短面板,借鉴Petersen(2009)的方法,所有回归结果在报告t值时,均采用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1.描述性统计。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的均值为1.0799,中位数为0.8536,但都与最大值5.4257相去甚远。这符合预期,一方面,数据表明当前半数以上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即使进行了99%百分位的winsorize处理异常值,在样本中仍包含个别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很好的企业,不过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如此超高的企业社会责任值并不是普遍情况。(2)关于盈余质量的指标,在分别采用修正Jones模型、业绩调整以及业绩配对的修正Jones模型时,DA1、DA2、DA3的均值分别为0.0950、0.0913和0.1324。此外,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盈余质量指标(DD)的均值为0.0334,中位数为0.0282,最小值为0.0047,最大值为0.1172,企业间总体变化不大。(3)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变量(Size)的均值为21.7099,中位数为21.5624,说明样本企业的规模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企业价值(TobinQ)变量在25百分位上的数值都超过1,表明大多数企业的估值都高于资产的账面价值;企业资产负债率(Leverage)的均值为0.4847,中位数为为0.4996,表明样本中半数以上企业的负债小于所有者权益,企业偿债能力尚可;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均值为21.22%,在包含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2008年观察值的样本中,仍能有这样的结果,说明中国企业的成长性是非常不错的。2.单变量差异性检验。如表3所示,按照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一个样本组的CSR值小于中位数(以下简称:组1),另一个样本组的CSR值大于中位数(以下简称:组2)。在组1和组2中,分别计算盈余质量变量(DA1、DA2、DA3、DD)的均值,并对组间均值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见表3)表明,采用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1、DA2、DA3),在组1中的均值小于在组2中的均值,且DA2、DA3指标的组间均值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个结论初步印证了本文的假设H2,考虑到不同变量在差异性检验中存在的不一致结果,我们在后续的多元回归分析中予以进一步检验。3.相关性分析。表4列示了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从表4的分析结果来看,盈余管理程度指标,无论是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2、DA3),还是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都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在之后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本文将进一步展开检验。此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与企业规模(Size)正相关,表明大规模的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本文使用不同模型计算的三个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1、DA2、DA3)与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高度相关。表中各变量之间(除解释变量的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大部分都小于0.4,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表5检验了企业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列(1)到列(3)中,我们分别采用修Jones模型及其相关衍生模型计算的指标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后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进行更多盈余管理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表现值(CSR)越高,由此,假设H2得到验证。第(4)列中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的系数亦在1%的水平上显著。此外,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个结果与“政治成本假说”一致,即大规模企业有着更强的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这些企业受到媒体和投资者更高的关注,它们因此更注重自身的公众形象。企业价值(TobinQ)的系数显著为正,Choi和Pae(2011)基于韩国的企业样本研究表明,价值高的企业会致力于履行高水平的社会责任,以维系它们在市场中的领先地位。本文的研究结论与这两位韩国学者的观点一致。总的来说,结果支持假设H2,即积极操纵盈余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以转移公众视线,掩盖其对公众不利的行为。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本文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1.交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本文构造了以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盈余质量指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由于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转换有利于解决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Choi和Pae,2011),因此,本文参考Kim等(2012)、Hong和Andersen(2011)[22]的做法构造模型(6)进行检验。表6的列(1)至列(3)分别呈现了以可操控应计利润值(DA1、DA2、DA3)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值(CSR)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4)给出了以应计盈余指标(DD)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值(CS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显然,逆向的回归结果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盈余管理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结论,即社会责任与盈余质量存在负向影响关系,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企业价值(TobinQ)的回归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有着高市价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企业规模(Size)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企业规模越大,盈余质量越好。2.解释变量的选择。为了减少盈余质量变量上的测量误差,我们分别使用了由修正Jones模型及它的两个衍生模型、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四个反映应计盈余质量的指标,回归后得到一致的结果。在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基本Jones模型及它的三个衍生模型③计算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作为盈余质量的变量(分别用DA4、DA5、DA6及DA7表示)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3.变量标准化处理。参考Laksmana和Yang(2009)的做法,本文将所有连续型变量减去其均值后除以标准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样做是因为指标的单位不一致)。④我们将标准化处理后的变量(即表8中带有“_s”后缀的变量)代入模型,替换原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仍然与假设H2保持一致,只是系数的大小不同而已。4.差分模型的设置与检验。为了尽可能地减小模型中因疏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所有变量的当期值与上期值进行差分得到变动值(即模型7和表9中带有“Δ”前缀的变量),并用变动值构造如下change模型,对模型(7)进行回归,结果(见表9)仍然与假设H2保持一致。5.样本期间的选择。为了排除在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中金融危机影响的可能性,本文从研究样本中排除2008和2009年观察值,并重新进行上述回归。结果(见表10)与前文假设H2保持一致。

(四)内生性检验由于企业自身特征可能会影响盈余管理程度,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因此,为了克服样本自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1979)的两阶段回归法进行检验。具体做法是:第一阶段,参考Cohen和Zarowin(2010)以及于忠泊等(2011)的做法,主要考虑公司规模、财务业绩及成长性等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使用Probit模型回归并估计InverseMill’sRatio(IMR)。⑤具体模型如下:在模型(8)中,被解释变量QA_dum为虚拟变量,当企业盈余管理程度⑥大于行业年度中值时,该变量取1,否则取0。解释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市账率(MTB)、总资产报酬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以及资产负债率(Leverage),我们同时在模型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和年度虚拟变量(Year)以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第二阶段,将IMR代入模型(5)得到模型(9),该模型可以修正由于自选择偏误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表11的PanelA部分报告了Heckman(1979)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公司规模较小、市账率较高、营业收入增长率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表11的PanelB部分为Heckman(1979)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控制了盈余管理的自选择偏差后,盈余管理仍然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此外,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也与文中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四、进一步研究

(一)企业股权性质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二十多年以来,民营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国有企业占优势的局面并未得到较大改变。目前,60%以上的中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家。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多元化导致企业行为承载着太多的政治任务(如保障就业率、社会稳定等)(黄速建和余菁,2006),其经济目标的实现是为非经济目标的实现服务的,而且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吴联生等,2010)。因此,国有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更有可能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投机动机。然而,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产权更清晰,经营目标更单一。当非国有企业面临较大市场压力时,基于IPO动机、增发或配股动机、扭亏保壳动机,往往会更多地考虑进行盈余管理(刘凤委,2005),通过供销价格差异、资产置换、资产剥离等方式粉饰财务报表(陈信元,2003),以调高业绩。企业性质决定了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完全来自于外部压力。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更倾向于“战略慈善”,其对经济动机的考虑更加明显(辛宇和左乃健,2012)。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文预期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盈余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影响应该更显著。根据股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得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用分组样本对模型(5)进行回归,以验证在不同股权性质下,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如表12的列(1)、(2)、(5)、(6)所示。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盈余管理程度指标(DA3、DD)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国有企业的样本中,我们没有发现该类变量系数的统计显著性。进一步,我们对国有和非国有样本组中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列(1)、(2)中DA3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4.31,p值为0.0380;列(5)、(6)中DD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3.99,p值为0.0459。总的来说,非国有样本组的盈余管理程度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大于国有样本组,组间差异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操纵行为的做法,更多的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由此可见,由于非国有企业政策支持度以及政治关联度相对较低,因此,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更易受到自身盈余质量水平的影响。

(二)企业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自Berle和Means的经典论著《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于1932年问世以来,企业的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率问题就成为公司财务研究领域长盛不衰的焦点问题之一(陈德萍和陈永圣,2011)。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未达到半强势有效,大股东控制权对企业发展的干预仍然在较大范围内存在。因此,本文拟针对非国有企业样本组,进一步考虑企业的股权结构对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间关系的影响。股权集中度作为衡量股权结构的指标,可以看作公司治理效率的度量。在股权分散的企业中,广大中小股东“搭便车”的心理严重,难以对管理层进行有效地制衡和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理论框架的管理层机会主义假说,管理层更可能出于私利的考虑进行盈余管理,并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掩饰对盈余所做的操纵。此外,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公司股价造成的潜在压力,一般不太可能直接对中小股东构成致命威胁。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其更有可能无视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及其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所做的掩饰。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文预期在非国有企业中,相对于股权集中的企业,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的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更显著。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组中,使用赫芬达尔指数(前10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平方和)的均值对样本进行分组,得到股权相对集中和股权相对分散的两个子样本组,对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12的列(3)、(4)、(7)、(8)。在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中,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标DA3、DD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股权集中的企业中,我们没有发现该类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进一步在股权集中和股权分散的组间进行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列(3)、(4)中DA3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2.99,p值为0.0839,但列(7)、(8)中DD的系数未通过差异性检验。因此,我们有所保留的认可,在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股权分散的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回归系数大于股权集中的企业。由此可见,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管理行为的做法,更可能存在于监管力度相对薄弱的股权分散型的非国有企业中。

五、研究结论

上市公司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公司法;公司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法律保障。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起源和涵义。

公司社会责任思想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1916年芝加哥大学的克拉克(J.MauriceClark)在《政治经济学论文"target="_blank">经济学刊》上发表的《改变中的经济责任的基础》一文中写到“:迄今为止,大家并没有认识到社会责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可查实的、最早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文献。然而,克拉克虽然最早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公司社会责任相应的概念或定义。直至近四十年后,鲍恩(HowardR.Bowen)才首次明确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鲍恩1953年的划时代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被公认为标志着现代公司社会责任概念构建的开始,其将“商人的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具有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去确定政策、作出决策和采取行动的义务。”

公司的营利性和公司的社会责任并非是绝对对立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若只强调公司的营利性,则会导致公司为了营利而不择手段,尔虞我诈,不惜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这将导致整体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和不安,最终也不利于公司的良性发展;若只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则会令公司背上严重的负担,挫伤公司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同时也损害了职工、消费者等与公司相关的主体的利益。因此,应当用公司“利润最优化”取代“利润最大化”,即公司在为股东追求利润的同时,适当地兼顾公共利益,在满足股东对利润的需求时,又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达到公司的营利性和公司的社会责任两者之间的良性相互作用。

在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通常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些社会利益包括债权人利益、雇员(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中小竞争者、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等内容。

二、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立法的现状。

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一次以法条的形式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公司法》采取了“应为”

模式的法律规范,强调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这显然与授权性、鼓励性法律规范迥然不同。从约束规范上看,既有法律,又有道德;从约束主体上看,既有政府,又有社会公众;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内容来看,这显然应当理解为公司的一项硬任务、一项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公司法》的新规定,说明公司已经逐步成为市场中最重要的主体和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公司的一举一动,将影响众多与公司利益相关的社会利益。因此《公司法》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加以规定,是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现状和世界潮流的。然而,或由于立法水平的限制,或出于对减轻公司负担、促进公司发展的考虑,《公司法》中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和漏洞。

首先,《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过于狭窄,不够全面。《公司法》及一些相关法规对公司职工的利益保护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然而它对于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消费者、当地居民等,公司应当如何尽社会责任以及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的限度却没有作出相关的规定。以当地居民为例,公司对其所在地居民的责任主要体现在环境保护上,但是在当前的公司法中对这方面的规定却是空白的。而在相关的环境保护法规中,也仅仅是对公司的排污标准和处罚标准作了相关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在发生了重大污染事件,致使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后相关部门才对肇事公司进行查处整顿。

因此如何在事前对公司进行法律规制,防患于未然,这就显得极为重要。

其次,《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即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究竟是基于法律义务的要求还是道德义务的要求。我国《公司法》强调公司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却没有说明义务的内容,这又给人产生一种公司的社会责任仅仅是一种道德责任的感觉。这样的一种模糊性的规定客观上带来了实施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分清公司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其应尽的道德义务的关系。因此,明确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性质,有利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落实,杜绝公司以道德责任无强制执行力为由而逃避社会责任。

再次,《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可诉性不明确。

《公司法》尽管规定了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却没有对公司如果不承担社会责任时应承担何种后果、公司的利益相关者能否以及如何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等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如果不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可诉性问题作出规定的话,公司的社会责任制度将仅仅成为一种摆设,而无法落实到社会经济生活中。

三、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与完善。

1.完善与公司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和司法的力度。

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和性质,应当在公司法中作出明确的说明,并且明确例举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并通过《劳动法》、《消费者效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形成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体系。另一方面,劳动者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弱者地位决定了要切实保护劳动者权利和消费者权益就必须辅之以行政行为,加强管理论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和监督。因此在执法和司法上,应当加大监管力度,防止公司滥用经济力量,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同时,加大对损害社会利益行为的处罚力度,将成为维持和贯彻公司社会责任的最后一道屏障和最有效的防线。

2.改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劳动者、消费者与其他非股东利益代表在公司机构中的参与制度。

我国2002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一次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利益相关者,并明确提出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关注所在社区的福利、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问题,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然而,仔细研读后却不难发现,该项规定仅具有指导作用,对于公司却并无真正的约束。其原因在于在当前的公司治理结构下,公司中的权力机构———股东会,决策机构———董事会往往都由股东或者代表股东利益的人组成,因此在公司的运作和决策中,都是以实现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和出发点的。促进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维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当从公司的内部着手,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使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来,使公司的经营真正能够体现社会整体的利益,维护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

3.建立披露信息机制和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

在我国当前的信息披露机制下,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围仅限于公司的财务和业务等信息。但是,随着公司的壮大和发展,公司的一举一动已经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有必要扩大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围,如公司的债务情况、企业内员工权益的保护状况、商品质量及消费者投诉状况、环境污染状况、社区关系状况等也应当纳入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围。企业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行动纲领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激励因素,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因此,加强公司利益与公司社会责任的一致性,是促使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途径和方向。建立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能够使公司的社会责任与营利性目标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企业发展的持久动力。

4.借鉴国际经验,引导公司参与社会责任标准认证。

公司社会责任的推展离不开相关社会责任标准的认证活动。一般而言,这类认证是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由非政府组织出面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认证和审核机构,从社会、经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各个方面,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给予客地的评估和审核,并定期公布评估结果,使之成为权威的参考依据。社会责任标准认证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约束机制,可以促使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政府应当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责任标准的认证。以SA8000为例,SA8000是1997年8月由美国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制定的社会责任标准,是全球第一个针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认定标准,其宗旨是规范企业道德行为。它把企业的非经营性、非技术性要求如人本管理、商业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标化,使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保护人有了可衡量的具体量化标准。

上市公司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金融改革;会计制度;评价

一、金融改革的回顾与金融会计的演进

(一)30年来金融改革的基本回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年来,我国金融改革大致经历了重塑金融体系、启动金融改革和攻坚与扩大对外开放三个时期。

重塑金融体系时期(1978-1992)。这一时期,初步奠定了我国金融业三足鼎立局面。论文百事通1979年4月,国务院作出了“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使我国停办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开始复苏。1983年9月,国务院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该项决定,打破了人民银行大一统银行体制,由此催生了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在内四家国有专业银行和一批新型商业银行。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开业。

启动金融改革与加强法制建设时期(1993-2001)。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由此拉开了银行业商业化改革的序幕。此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担保法》等一系列金融法律法规陆续颁布与实施。随着1992年10月移交证券业监管权,保险业监管权也于1998年11月由人民银行移交新成立的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攻坚与扩大对外开放时期(2001-至今)。为化解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积聚的金融业巨额不良资产和处置严重违规经营以及资不抵债金融机构,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包括行政关闭、不良资产剥离、注资、债转股、中央银行再贷款、中央财政直接偿付等多种政策措施。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完成“三步曲”基础上实现整体上市。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过渡期结束,金融业实现了全面对外开放和逐渐“走出去”。2003年12月,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人民银行法》的决定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从法律上最终奠定了“一行三会”对金融分业监管体制。2004年1月,国务院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发展我国资本市场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金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由单一的国家银行体制发展到了由“一行三会”调控和监管,大型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的多种金融机构分工协作、多种融资渠道并存、功能互补和协调发展的金融体系,使我国的金融体制初步形成市场化框架。金融宏观调控实现了从无到有、从粗到细、从直接到间接、从无法可循到有法可依的转型。

(二)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会计规范的演进

随着我国金融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对会计信息的质量以及产生会计信息的依据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推动了相关会计制度的不断革新变化。金融业改革不仅改变了我国传统的会计制度,而且也使会计核算逐步走上国际化的道路。

构建金融会计与进行适度性改革时期(1978-1991)。1987年4月,人民银行依据《会计法》和《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颁布了《全国银行业统一会计基本制度》。该制度的颁布,实现了我国金融会计制度零的突破,奠定了中央银行管理金融财务会计的主体地位。该制度统一了银行会计科目、账务处理程序和记账方法,允许各总行从资金收付记账法、借贷记账法中进行选择和比照该制度制定各行财务会计制度。

建立分行业会计制度和探索企业会计准则建设时期(1992-2000)。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根据《会计改革与发展纲要》要求,财政部于1992年11月了《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在银行会计制度基础上,1993年3月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结合两则要求,联合颁布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为满足证券公司和保险企业会计核算需求,此后不久,财政部又分别颁布了《证券公司会计制度》和《保险企业会计制度》。

推动金融企业会计与企业会计接轨时期(2001-2005)。随着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惯例,建立健全统一会计制度的呼声日高。为此,财政部在2000年末至2001年先后了《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并结合金融企业会计核算的特性,根据修改后的《会计法》和《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重新颁布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明确要求上市金融机构遵循。该制度在分析总结我国金融企业,特别是上市金融企业经验的基础上对原有制度进行了完善,并使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与企业会计制度真正实现了对接。

建立统一会计规范体系和实现国际接轨时期(2006-至今)。为履行入世承诺,财政部于2006年2月修订和了39项企业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其中包括首次的金融会计准则。这些制度公布后,将率先在上市公司实施。新会计准则的出台,宣告了我国分所有制性质、分行业、按会计主体规定会计核算和披露方式将成为过去,实现了金融会计和一般企业会计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

二、对30年来金融会计规范建设的基本评价

(一)金融会计规范建设在经过30年的探索实现了两次飞跃和后来居上

30年来,中国金融会计改革是在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背景下逐步发展的。在1978至1991年间,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与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实施,我国金融会计制度建设逐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体系。而自1992年开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与国际经济体系的逐渐接轨,金融会计业务处理规范也逐渐向国际惯例靠拢。从30年来我国金融业会计演进的轨迹看,可以清楚地看到起步、初步接轨、第一次飞跃和第二次飞跃的演进过程。如果说《全国银行业统一会计基本制度》是金融会计规范建设起步阶段的重要标志,那么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在1993年联合颁布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就不仅是在一定程度上第一次对各类金融企业会计核算进行了统一规范,而是启动了金融企业会计与企业会计的初步接轨。

2001年重新颁布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顺应了企业会计改革的潮流,逐步把金融企业会计核算纳入到企业会计核算改革的整体框架之中,基本实现了同类金融会计事项在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核算的一致性,是金融企业会计核算与企业会计核算接轨的第一次飞跃。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则是接轨后的再次飞跃。它意味着在面向市场经济前提下,我国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实现了同类业务在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披露的统一。新会计准则的推行,标志着金融企业不再滞后于非金融企业,而是同步实施,并将范围扩展到金融、保险、农业等众多行业领域,同时也考虑到了在企业的普遍适用性。

(二)金融企业会计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具有深远的意义

30年来我国金融会计的演进,具有鲜明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与经济体制变迁和金融改革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经济体制变迁的模式与路径决定了会计演进的模式与路径。回顾30年来我国金融会计改革,完成了两个历史性转变:从计划经济时代习惯于统一会计制度逐步过渡到将制度制定权还政于企业,从习惯于规制导向向原则导向转变,在会计思想完成了由“工具论”向“管理论”的转变。通过金融企业会计改革,一方面为金融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和综合改革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以及境内外资本市场信息的可比性。

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会计实务发展的新领域。围绕这些新兴领域,产生了诸如企业兼并与资产重组会计、企业破产清算会计、企业租赁会计以及金融工具会计等新问题。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使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会计实务逐步得到规范。2006年2月的新会计准则,是继1993年会计准则改革和2000年会计制度改革之后新的里程碑。它是我国会计标准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背景下颁布的。不仅填补了我国金融会计标准的空白,而且是会计理念、会计计量技术的重大转变。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将为社会相关各方评价金融企业经营业绩与风险提供更准确的依据,同时也对金融企业经营管理层、监管者以及对金融企业财务会计报告作出评价的中介机构的职业技能、判断能力和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展望与进一步完善金融会计制度的建议

(一)金融改革展望

进入2008年以来,在全球经济整体增速放缓、通货膨胀压力上升、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的前提下,各经济体面临保持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的两难选择。美国次贷危机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产生的冲击不断加剧。在全球经济增长急速放缓和通胀抬头以及我国经济日益溶入世界经济体系大背景下,我国经济也出现了周期性波动,金融业改革任重道远。面对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变动,我国金融业要准确把握金融市场变动,努力确保金融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全面提升金融业整体竞争力。

一是要进一步巩固和继续深化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加快建立健全市场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机制建设,提高市场风险管理水平。对已完成改制上市的金融机构,要继续完善法人治理与风险管理机制;对未完成改制的,要稳步有序推进改革。二是要着力解决制约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法律制约、产品制约、市场制约和监管的不协调。要从宏观政策层面突破这些瓶颈制约,鼓励金融创新,积极培育“相互融合”的金融市场体系,逐步改变金融市场分割的局面和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有效供给以及健全金融调控和强化金融业监管的“无缝链接”,防止监管规定和政策不一致的问题发生。三是要主动转变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面对国际国内竞争加剧的压力,金融机构应主动实施经营模式、增长方式的战略转型,全面调整资产结构、负债结构、客户结构、营销渠道,实现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分别由以规模扩张为主、以依赖传统业务为主向以质量效益为主、以多元化、综合化转变,努力把金融机构建设成为治理良好、资本充足、内控严密和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新晨

(二)充分估计新会计准则对金融业的影响,主动寻求应对之策

一是充分估量金融企业会计准则的复杂性与长期影响。与其他会计准则相比,金融企业会计准则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源自现代金融的复杂性和会计准则本身的严密与复杂。既涉及大量金融工具专业术语的理解,又包括新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理论和方法产生的挑战以及如何有效解决新型业务处理问题。二是充分考量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和会计环境,审慎评估新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关系。目前,我国银行业的会计业务处理遵循着两种不同的会计规范:一种是2001年版《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另一种是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从发展趋势看,企业会计准则有逐步取代企业会计制度的趋势。在《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通知》中,中国银监会在全面评估各银行业机构基础条件基础上,从有利于银行业机构建立适应新会计准则要求的内部管理流程、信息处理系统和提高执行质量的角度,提出了有序推进金融企业会计准则在各类银行业机构应用的时间表。三是全面学习和理解新会计准则体系,务求掌握这些新规则的精髓和各准则之间的横向联系,以提高职业判断能力。由于新准则实施将对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以及整个经营管理体系带来影响,不仅财会人员应学习新会计准则,而且包括风险管理人员在内的非财务人员也要认真学习。通过学习,加深理解和提高运用能力以及强化对国际会计准则与新型业务的研究,正确处理借鉴与创新的关系,促进会计准则体系的不断完善。四是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减少新会计准则的运行成本。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实施,将对金融业财务报表的设计及其分类产生重大影响。从国际视野看,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与相关金融业监管组织之间的协调日趋密切。从学习国际经验出发,我国金融业监管部门应主动加强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间的协调,避免金融企业为满足各方要求而不得不实行双轨制,从而加大新会计准则运行的成本。

【参考文献】

[1]夏博辉.论我国金融会计制度建设的三个阶段,2008,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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